兩年七談「精神健康」 治港者行禮如儀 誰來拯救孩子｜議員議案

立法會周三（3月15日）下午通過由選委界議員陳沛良動議、經教聯會選委界議員鄧飛修正的「改善兒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議案。令人痛心的是在辯論期間，一名年輕女學生從九龍灣某商場高樓墜下，經搶救後不治。過去兩年，立法會至少六次討論或質詢「精神健康」議題，而上月剛通過的「改善市民精神及心理健康，推動香港輔導專業發展」議案，更呼籲重視學校輔導員對改善學生精神健康的重要，可惜未有引起政府和社會重視。事實上，每次討論「精神健康」，政府除了公布相關數據外，只是一再重申現有各個支援項目名稱 。議員們是否應當將討論的重點放在資源如何配置、探究精神健康成因，而非讓辯論變成一次次的老調重彈？立法會議員議案政策分析系列新冠疫情改變學生的學習模式，由於校園生活和交際變少，學生的精神健康成教育界關注重點。（資料圖片）立法會兩年七度提問真的重視「精神健康」？翻查立法會紀錄（下圖），從2021年至今兩年內，已經有六位議員於就「精神健康」問題進行提問，今年更是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已經兩度討論相關議員議案。問題不斷被重提，一方面說明有不少議員關心該議題，同時也說明一直有問題沒有被解決。不過，立法會真的那麼重視這個議題嗎？有些議員究竟有無用心了解過精神健康問題的複雜性，以及相關服務的發展？還是只是從所處利益團體的角度出發，喊喊口號了事？是次議案辯論中，有身為中醫師的議員，提議為中醫師進行培訓、頒發資歷認證，此後便能提供獲政府資助的精神健康服務，為患者進行初步評估治療，依靠此舉來紓緩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另有在科技公司任職高層的議員，指出利用VR技術（虛擬實景）和NLP技術（像ChatGPT那樣的智能對話機器人），幫助青少年進行心理治療。上述提議並非沒有討論的價值，但議員是否有責任多一步思考，提議是否適合在當前階段進行討論？目前香港並無法定中醫註冊制度和中醫專科制度，貿然培訓中醫提供精神科服務，或會觸犯《中醫藥條例》；再者，當下呼籲設立中醫專科制度，以緩解精神科人手不足的問題，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同樣的，利用科技手段進行精神健康治療固然是可行方向，但是次辯論的核心並非技術可行性，而是如何利用公共政策進行更好的資源分配。更重要的是，辯論焦點是兒童及青少年，而這一群體能否有充足時間花費在電子產品上、虛擬現實等技術是否適應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基層家庭能否有條件提供用於治療的科技裝備等等問題，都值得議員們在辯論前先做考量。立法會從2021年至今，七次論及「精神健康」議題。（《香港01》記者整理）抑鬱焦慮背後社會結構怎麼了？特區政府的回應同樣令人失望。主要都是圍繞精神健康相關的數據，如自殺數字、就診數字以及醫院接診的配套設施、需要的輪候時間等，繼而「數白欖」般分類羅列現有的支援項目，最後承諾會對精神健康服務作進一步的檢討，在今後推動不同具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云云。縱觀每次答覆，政府總是秉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路，沒有正視在增加投放資源之後，精神健康問題依然嚴峻的背後，存在哪些結構性成因。嶺大社會政策及社會變遷研究中心在2021年參與Children’s World「兒童福祉國際調查」（Inter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Well-Being）的第三階段研究，在本港隨機訪問了1,526位5至12歲的學生，發現與其餘參與研究的35個國家或地區相比，本港12及10歲兒童的整體主觀幸福感排名分別為最低及倒數第二。當中，兒童普遍在「課餘時間運用」和「獲成人聆聽」方面滿意度較低，與馬來西亞、南韓、台灣及越南等亞洲地區的同齡兒童相比，得分亦最低。本港12及10歲兒童的整體主觀幸福感排名分別為最低及倒數第二。（李孫彤攝）多方面提供支援網絡兜住孩子不讓他們墜落是次辯論中，數位議員提到早前網絡瘋傳的一段影片：一位小二的女生在港鐵車廂內向母親哭訴自己的壓力：「我真係好辛苦㗎」、「你成日都唔明我」、「頂唔順喇，生存呢個世界上㗎！」新民黨選委界議員陳家珮便引述有關內容，稱自己作為家長，聽到小朋友這樣講很心痛，也憂慮能夠做什麼幫助他們紓緩壓力。她亦指出本港兒童及青少年近年長期受限於疫情和社交距離措施，對他們的社交以及身心發展都造成一定的障礙。從情緒困擾，到情緒病症，再到精神疾病，這些問題雖然嚴峻程度不一，其根源都是社會失範造成的認知障礙，例如長期處於社交距離的限制之下，喪失了正常的社交活動，久而久之就會在與人互動時感到不適應、不舒服。前往精神科就診是精神健康支援網絡的最後一步，但在此之前，我們本應該有許多機會兜住孩子，不讓他們墜落。第一道網絡便是與孩子朝夕相處的家庭，辯論中多位議員提到親職教育的重要性，指許多家長忽視孩子的情緒問題，或是將問題推給學校。然而，那些家長可能需要面對超長工時，根本無暇應對。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2021年香港男性僱員的工時中位數為每周44.3小時，女性為43小時。美國著名調查公司KISI發表的《2022年工作生活平衡城市排行榜》時，香港的「工作過勞」情況排名世界第二。當工作和油鹽醬醋擠佔的時間和帶來的壓力，隔絕了親子間的溝通，又何談讓家長騰出精力接受「親職教育」？基層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受環境不佳影響成長。（余俊亮攝）家居環境影響精神健康 基層家庭難以負擔治療當上述問題發生在基層家庭時，克服問題的難度會變得更大。疫情對世界各地都帶來了精神健康的危機，因為人們需要長時間待在同一處所，而同居的家人可能要在同一時間工作、學習、煮飯、做家務等，容易因為互相干擾而發生矛盾，引發情緒波動。不幸是，就算沒有疫情，對於香港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家庭來說，這本來就是每天的常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兒童權利關注會曾進行推算，本港約有25萬人居於劏房，當中有5萬名兒童，這意味著每五名劏房戶就有一人是兒童。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於2020年7月至8月間在荃灣進行「居住劏房兒童學習狀況調查」，發現超過七成受訪家庭評價兒童在學校的成績為中等或以下。這與他們所居住的環境息息相關。一些受訪者家中受空間限制無法擺放固定學習書枱，部分兒童只能在床上學習或使用「朝桁晚拆」的多用途枱。即使基層家庭有意識求助於專業的精神健康服務，後續治療將為他們帶來巨大的負擔。私立診所精神科治療費用不菲，而公立醫院雖然價格低廉，但是付出的代價是更長的等候時間。根據去年10月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立法會會議上的答覆，穩定個案治療所輪候的時長中位數為79個星期，即要等待一年半；即使情況緊急，通常也需要等待一星期。再者，醫生需在短短幾分鐘內快速給出診斷和開藥，漫長的輪候只能換來匆匆的詢問，就診的兒童及青少年難以感受到自己被關心，亦難以有機會傾訴自己的情緒問題。許多情緒問題的癥結，在於認知上存在障礙，需要心理治療來幫助病患敞開心扉。﹙GettyImages/VCG﹚支援網絡存在缺口惡性循環求助無援許多情緒問題的癥結，在於認知上存在障礙，通俗地來說就是有心結、看待世界的方式出現了偏差，需要心理治療來幫助病患敞開心扉。可是，治療費用已是一筆天文數字，私營心理輔導或治療師的在收費是每小時800-3000元不等。儘管社會福利署和一些自負盈虧的NGO也會提供相關服務，但正如鄧飛在動議修正案時所指出，NGO所針對的服務對象並非只有基層家庭，而社署服務更加有限，平均每年只能支援400多個家庭。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基層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因為環境不佳、壓力更大而產生情緒問題，乃至罹患精神疾病；然而，他們往往缺少治療的資源、時間和精力，與此同時這些情緒困擾也會持續干擾他們的日常生活工作，更加難以向上流動、擺脫現狀。如何為基層家庭的兒童提供精神健康支援？可以透過第二張網絡，即校園中提供充足的支援，無差別地接住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童；又或出台針對性的扶持計畫，資助低收入家庭兒童和青少年獲得精神健康服務。偏偏這兩方面的工作一直缺乏具體的規劃，上個月的「改善市民精神及心理健康，推動香港輔導專業發展」議員議案便未能說服政府在校園增設輔導員的固定席位。政府甚至堅稱現有支援計劃已經能夠做到覆蓋基層群體。「陪我講」是由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自2020年7月起推行的精神健康推廣和公眾教育計劃。計劃邀請歌手陳奕迅擔任宣傳大使，並以其主唱的經典廣東流行曲「Shall We Talk」（中文名稱「陪我講」）作為計劃主題，藉以提高公眾對心理健康的關注。政府堅稱現行服務足夠事實證明項目幫助有限在去年10月的立法會上，商界議員廖長江提議政府設立配對基金，以資助有財政困難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接受私營醫療機構提供的精神科治療服務。然而政府表示對此「暫無計劃」，並表示在禁毒基金所預留三億元推行的「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第一期中，已經包括資助低收入家庭兒童和青少年於私營醫療機構接受精神科治療的項目。不過，查閱資助計劃批准項目的名單，70個項目中僅有一個項目可以為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精神科服務，直至他們輪候到公立醫院服務的「維樂天蝴蝶計劃」，並且需要六歲以上的兒童提供精神科診所新症預約便條副本，而預約日期需要在申請該計劃起四個月後。相比於專項基金，該項目能夠帶來的幫助十分有限。工聯會勞工界議員梁子穎指出，教育局和醫管局都設立了精神健康教育資訊網頁，社會福利署亦有精神健康總和社區中心，但都是資訊性為主。他提議教育局檢視學生上堂時間的上限，為每天的活動和非課堂學習設立時間；同時也為成年人制定標準工時，讓家長有時間與子女好好相處、細心聆聽，幫助解決他們的問題。